“学贯中西”这四个字据说最早是曾国藩提出的。但是，留下墨迹的却是我爷爷，著名中医王石清写的。这四个字至今是我们家族的治家之言。我自己更是对这几个情有独钟。不仅仅因为它是爷爷仅留的墨宝，更是因为它反应了爷爷对中西文化的优劣的深刻了解。（注：他留下字迹就这些，他以前的医案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红卫兵付之一炬烧掉了。几十年的心血积累，毁于一旦，实在为一人间憾事）。

“学贯中西”不仅仅是学习西方的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掌握西方文化的精髓。否则，欲造坚船利炮，只能学个皮毛，求个“神似”而已。

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？以“学贯中西”的态度治学或做任何事情是否可以对我们有帮助？我们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差异？

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大致可以分为：写意的文化和逼真的文化。这一点可以从中西方的绘画艺术来窥一斑。

当我们看到齐白石，傅抱石，徐悲鸿，范增，张大千等著名画家的国画时，我们会为他们那洗练的线条，神似的意境所折服。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出花鸟，人物的神态。没有中国人会觉得这些画“空”，每个人都会说“这幅画神了”。所谓“神了”是指其神似，并非指其逼真。而每当人们看到西洋画或油画是，我们会为他们的细腻而感叹。我们可以用陈逸飞的油画为例。他的画无论是吹箫的女孩，还是弹琵琶的少妇，全部都惟妙惟肖，甚至每一丝头发都是那么清晰可见。人们不禁会赞叹“简直太像真人了”“太逼真了”。而这种“神似”与“逼真”就是中西文化差异的精髓。

“神似”就必须是粗线条的， 在概念和框架层面的。 “逼真”就必须是接近原物的，在细节层面的。而这种文化深入到了中西文化的各个层面。特别是做事的态度上。

因为中国文化是概念的，粗线条的，所以只追求“神似”即可，所以人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往往也就停留在做到“神似”，而不注意细节。而在管理中就出现了学习到了西方的形式，而没有学习到西方管理的内涵。例如，人们讨论目标管理，却忽视了方向。盲目地讨论如何管理目标，却不问要去什么地方。在管理中倡导“六个西格玛”“末位淘汰”却不问“六个西格玛”的精髓以及“末位淘汰”实质意义是什么。花了很多冤枉钱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。

西方文化注重细节，所以做起事来就显得格外认真甚至“较真”，中国人注重框架，因此做起事来就显得“马虎”。过于较真势必导致效率低下，过于“马虎”势必导致粗糙。二者结合则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。这是我对“学贯中西”的理解。

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生活和工作中的案例来。

比如说：马路上的人行横道，斑马线，公路上的路标，禁止吸烟的标识，不许随地吐痰的警告，红绿灯，救护车的铃声，警察的警笛，警灯。在扩大到我们的法律，也不过就是一种摆设而已，至于为什么要立这个法，立法后如何监督实施，却没有人再去过问，只是到时候应个景，证明我们有了而已。

在管理中，这个中“神似”的例子就更多。

“共同愿景”有没有？当然有。为什么有，干什么用的不知道。绩效考核有没有？当然有，没有也可以有，但是为什么？如何管理或使用KPI？不知道。员工满意度重要不重要？当然重要？在现代社会中，为什么员工满意度很重要？不知道。员工满意度调查有没有？当然有，而且是年年搞，为什么要搞满意度调查，有了数据以后做什么不知道。